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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37年春天，上海工厂内迁的进度条依然慢得可怜。资源委员会报上来的数字是：登记在册的大型工厂两百多家，愿意内迁的不到三十家，真正开始搬迁的不到十家。其余的呢？要么装死，要么观望，要么已经把一部分机器搬进了租界。

    顾长柏有一次跟法肯豪森聊起这事，法肯豪森听完之后，“顾将军，在德国，如果政府让工厂搬迁，工厂就必须搬迁。你们的政府为什么连自己的工厂都管不了？”

    顾长柏看了他一眼，说：“因为我们的政府不是德国政府，我们的资本家也不怕政府。”

    法肯豪森不理解。他当然不理解。他不知道中国这些民营工厂跟政府的关系有多微妙，平时政府有求于他们交税、解决就业，战时让他们搬，他们就拿“工人失业”来要挟。

    吴铁城那句“你把厂搬走了我找谁收税”就是典型。政府既不敢强制，又拿不出钱来补偿，最后就成了这副鬼样子。

    历史上真正让事情起变化的，是七七事变。枪声一响，上海的气氛瞬间变了。

    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厂主们，突然发现日本人真的会来。闸北的工厂被炸了，杨树浦的仓库着火了，苏州河上的货船沉了。租界也不再安全，日本人的炮弹不长眼睛，落在公共租界边上炸死了好几十个平民。

    直到这个时候，行政院才匆匆忙忙成立了一个“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由资源委员会、实业部、上海市政府三方派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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