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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他写道，“那些该死的逃兵，让托利党的声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我们的根基在乡间，我们的人却在瘟疫还没有蔓延到西区的时候就跑了。马车一辆接一辆地往乡下赶，好像跑得够快就能跑赢死神。他们倒是跑赢了，可他们把托利党的脸面丢在了伦敦的马路上，让那些辉格党的商人踩了又踩。如果是在战场上，我会亲手签署他们的处决令。可现在，一切都晚了。”

    他停下笔，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加德纳把口罩压到成本价，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开出大额支票，那些船东们降低运费往伦敦运煤——每一件事，辉格党都在用行动说话，而托利党的贵族们，用他们的马车轮子说的只有一句话：我们不值得被信任。

    “疫情度过之后，辉格党会获得人们的广泛支持，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他们会用这场灾难中积累的声望，在下议院推动他们梦寐以求的选举改革。罗特希尔德的钱、加德纳的口罩、拉塔医生的注射器，这些都是他们的弹药。而我们这边，那些逃兵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由你我来收拾了。”

    他把信封好，叫来秘书，让他立刻派人送往下议院。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那片被秋雨浸透的伦敦。

    他是一个打了大半辈子仗的人，他当然看得出，这场仗，他们的前线已经开始溃散了。而对手趁势压上来的，不只是一场舆论上的小胜，是一整支用支票、口罩和静脉注射器武装起来的军团。

    伦敦成功遏制霍乱蔓延的消息，没有随着秋雨的停歇而消散，反而像泰晤士河的潮水一样，一浪一浪地拍向更远的地方。

    那些伦敦的各国使节们，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如何在瘟疫面前完成了一次堪称教科书式的防御战。

    他们中有人曾经历过莫斯科的恐慌、汉堡的隔离混乱和巴黎的束手无策，此刻站在伦敦街头，看着东区那些秩序井然的热水供应点、戴着厚棉布口罩挨家挨户送盐糖水的志愿者，以及报纸上每日更新的疫情通报和防疫指南，内心受到的冲击不亚于在纳瓦里诺湾目睹奥斯曼舰队全军覆没的那一刻。

    他们纷纷铺开信纸。

    法国的使节向巴黎报告了伦敦的防疫措施，从煮沸饮用水到静脉注射淡盐水，从石灰消毒排泄物到慈善基金的物资调配，写得极其详尽，并附上《柳叶刀》论文的摘要和玛丽那份刊登在《泰晤士报》头版的防疫说明，在信末特别提到，英国同行的静脉注射疗法已取得显著成效，建议巴黎医学院立即组织临床验证。

    奥地利使节则多留了一个心眼，他派人去东区实地走访了几处热水供应点，询问煤炭的来源、运输的成本、供应的频次，把这些细节连同那位犹太银行家开出的大额支票和那位口罩商人压到成本价的价格单一起写进报告。

    俄国大使在信里写道，伦敦的经验至少证明了一件事——霍乱不是瘴气，不是上帝降下的惩罚。

    它是可以被科学手段遏制的东西。维也纳会议上被视作保守堡垒的不列颠，正在成为欧洲公共卫生改革最激进的试验场。

    而来自大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驻伦敦公使马丁·范布伦在给华盛顿政府的报告中，除了详细描述伦敦此次防疫的成功经验之外，还加上了自己的判断。

    他写道，这一次的疫情再一次证明了英国仍然是一个在科学技术上保持领先的强国。而此次欧洲的霍乱被终止在伦敦，让欧洲大陆各国都对英国抱有某种感激之情。

    这种好感并非来自外交辞令或王室联姻，而是来自实实在在的救命之恩——当汉堡的隔离站束手无策、巴黎的医生还在争论瘴气理论的时候，是伦敦的医生用静脉注射器把淡盐水推进了霍乱病人的血管里，是伦敦的商人把口罩价格压到成本线，是伦敦的女王站在白金汉宫里向整个欧洲宣布“霍乱可以被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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