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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9月，的里雅斯特

    雅各布七十三岁了。他已经很久不煮咖啡了，不是不想，是煮不动了。手抖得厉害，端不住咖啡壶，开水会洒出来，烫过好几次。保罗不让他煮了，说，您坐着，我煮。他坐在咖啡馆门口的椅子上，晒着太阳，看着海。海还是那片海，蓝的，深的，无边无际。海鸥还是那些海鸥，蹲在炮台上，缩着脖子，嘴巴微微张开。炮台还在，但炮没了，只剩下一排空荡荡的水泥基座，上面长满了青苔，野花从裂缝里钻出来，黄的，白的，紫的。

    “科恩先生，您喝。”保罗端着一杯咖啡，走到他面前。

    雅各布接过去，喝了一口。不苦，有果香，有酸味，还有一点甜。

    “好喝。”

    “您每天都这么说。”

    “因为每天都好喝。”

    保罗在他旁边坐下，也端着一杯咖啡。两个人，一老一少，坐在阳光下，看着海。海鸥在头顶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

    “科恩先生，您说，您还能活多久？”

    “不知道。也许一年，也许两年。”

    “够了？”

    “够了。活了七十三年，够本了。”

    保罗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咖啡。“科恩先生，您不要死。”

    “不会死。活着。”

    “您骗我。”

    雅各布看着他，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没骗你。死了，也在你心里活着。你父亲、莱奥、马蒂奇，不都在你心里活着吗？”

    保罗点了点头。“在。”

    “那我也会在。”

    保罗的眼泪掉了下来。他没有擦，让它流。

    伊洛娜七十四岁了。她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光的影子。她不再写了，不是不想写，是看不见了。她让保罗帮她读以前写的那些文章，读着读着，她会说，这里写得不好，那里写得好。保罗问她，您怎么知道？她说，我记得。每一篇都记得。

    “伊洛娜姐姐，您今天想听哪一篇？”保罗坐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本旧剪报。

    “听《工人的孩子》。那篇写弗朗茨的。”

    保罗翻到那一页，开始读。他读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读得很清楚。伊洛娜闭着眼睛，听着。当她听到“弗朗茨说，他想上学”的时候，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滴在衣领上。

    “伊洛娜姐姐，您哭了。”

    “没有。海风吹的。”

    “您在屋里。没有海风。”

    伊洛娜笑了。“好，我哭了。因为难过。难过那些孩子，现在还有没有学上。”

    “有的。新国家有学校了。工人也能上学。”

    “你怎么知道？”

    “施密特叔叔说的。他的侄子在林茨上了学，学工程，毕业了在工厂当工程师。”

    伊洛娜点了点头。“那就好。那就好。”

    施密特六十八岁了。他每年春天去克罗地亚，帮安娜种土豆。秋天回来，帮保罗修飞机。他的肚子小了很多，不是减肥了，是病了。医生说，胃不好，不能多吃。他每天只吃两顿饭，不喝酒，不抽烟。但他还是胖，胖了六十多年，瘦不下来了。

    “施密特叔叔，您今年还去克罗地亚吗？”保罗问他。

    “去。安娜一个人种不动。我去帮她。”

    “您身体行吗？”

    “行。死不了。”

    保罗笑了。“您跟马蒂奇军士长一样。”

    “哪里一样？”

    “倔。”

    施密特笑了。“他教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保罗。照片上是一个瘦瘦的老太太，站在土豆田里，手里拿着一把铁锹。她的脸上全是皱纹，但眼睛是亮的。

    “这是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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