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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振东站在后台，眉头一下皱紧。

    陆晨却仍然平静。

    “所以还要说明，停下来以后如何判断，为什么不能继续，以及有没有下一条经过验证的路线。”

    他调出一段经过授权的既往教学资料。

    画面没有展示最精彩的吻合。

    而是停在一次组织层次不清时的暂停节点。

    “这里的意义，不是让别人模仿我的手指动作。”

    “是让团队认识到，影像推测与实际组织条件发生矛盾时，不能用经验把矛盾压过去。”

    台下有人开始低声讨论。

    顾绍庭仍没有点头。

    “你在欧洲能完成，不代表换一组人还能完成。”

    “对。”

    陆晨答得干脆。

    “因此这次教学会明确哪些内容可推广，哪些需要专项训练，哪些属于当前条件下不应复制的高风险操作。”

    这一次，后排几名年轻医生同时停笔。

    他们听过很多技术讲座，却很少有人主动告诉学员，有些步骤看懂了，也不代表有资格照做。

    陆晨继续展示分层要求。

    基础部分是风险识别、资料核验和跨科协作。

    进阶部分是模拟训练、导师评估和限定条件下的临床实践。

    至于极端解剖条件下的显微重建，必须建立在相应能力和完整救援资源之上。

    “把技术传播出去，不等于把风险一起放出去。”

    前排一位此前始终沉默的教授，终于轻轻点了点头。

    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问题越来越具体，陆晨的回答也没有回避局限。

    不能保证的，就明确说不能保证。

    需要术中再次确认的，就写进待核验清单。

    现场原本带着审视意味的安静，逐渐变成认真思考后的沉默。

    但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结束。

    顾绍庭翻到方案最后一页，再次按下话筒。

    “你把停止标准分为三重，我想听具体说明。”

    陆晨关掉刚才的影像，把那份反复修改的文件投了出来。

    “第一重，实施条件。”

    “第二重，重建可行性。”

    “第三重，继续操作的实际收益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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